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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文生:巨大不确定性面前,什么样的政策组合副作用更小?

2020-04-08 来源:健农信息网 编辑:李德

核心提示

☞给定疫情灾害, 隔离等防控措施的社会收益远大于其造成的经济损失 。从“统计生命价值”看,隔离措施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避免了等价于约34万亿人民币的损失,相当于年度

☞给定疫情灾害,隔离等防控措施的社会收益远大于其造成的经济损失。从“统计生命价值”看,隔离措施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避免了等价于约34万亿人民币的损失,相当于年度GDP的35%。作为对比,假设隔离导致经济活动减少20-40%, 90天的全国隔离措施可能使得GDP减少5-10万亿人民币,约为年度GDP的5-10%。

☞应对疫情需要的纾困措施也是一种社会保险。防控疫情是社会的共同利益所在,但不同群体付出的代价并不一样,对于受伤较重的接触型经济,其从业人员和企业的损失应该社会化,由政府承担。政策重点应是帮助受冲击的民众和企业度过难关,避免大规模企业破产和长久失业。

☞ 就疫情的经济影响而言,供给冲击是主要矛盾。在中国,一季度的隔离对生产和消费都产生了很大的冲击,二季度出现外需不足,但我们不能忘记在全球范围内仍然是需求和供给双冲击,在出口订单下降的同时,中国的进口供给也减少了。隔离的物理限制降低了货币的作用,在货币经济不适用的萨伊定律反而有合理性了,也就是供给创造需求,以刺激需求为导向的宏观政策会带来滞胀的风险。

经济预测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政策应沿着副作用更小的方向走。就疫情而言,中国面临“内防反弹、外防输入”的压力。形势的高度不确定给政策制定和执行带来很大的挑战,甚至可以说无论采取什么样的应对措施都难以避免副作用,我们只能追求采取副作用更小的政策组合。。

在制定今年增长目标时,可考虑区分上下半年,以下半年恢复5-6%的潜在水平为目标。在当前的统计体系下,隔离措施所“创造”的挽救生命的价值无法在GDP中体现,上半年经济可以看成是受到了百年不遇、政策无法对冲的天灾冲击。宏观政策应更多的着眼于未来的可持续增长,着眼于中长期提振民众的信心。

以供给为导向,加大有序退出疫情防控措施的资源投入,促进经济恢复常态。 有序退出 疫情防控措施需要医疗、社区、公安、海关、科研多部门协同,既提升全社会防疫供给能力,也意味社会保障资源投入与需求扩张。宏观政策应该以恢复和增强供给能力为重点,加快对一季度疫情冲击的社会保险补偿的落地,但这应该和促进就业结合起来,同时避免大规模的需求刺激措施。

—— 彭文生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成员、光大集团研究院副院长、光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走出疫情的人文经济学

文 | 彭文生

彭文生:巨大不确定性面前,什么样的政策组合副作用更小?

彭文生 资料图

截至2020年4月6日,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全球累计确诊病例达127万,近7万人死亡。疫情对经济的影响是我们思考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经济运行和政策应对的关键。新冠病毒在全球的传播蔓延大大超出之前的预期,对经济的冲击也大幅超出预期,在欧美甚至引起经济大萧条的担心。在中国,有关疫情影响的一个重要争议是2020年的经济增长是否还应该设定目标,如果是,设在什么水平,以及为实现此目标需要的政策支持力度。

本文想强调的是,疫情冲击和一般的经济周期波动不同,也不能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或1930年代的大萧条相比。疫情的源头是外生的,是和经济没有关系的冲击,其影响经济的传导机制和经济内生的冲击(比如股市崩盘或金融危机)也不同。疫情关系人的健康和生命安全,疫情冲击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我们在思考宏观政策时应该有人文经济的视角。

经济预测面临巨大不确定性

许多国家都在实施各种形式的“社会隔离”措施,以减缓病毒的传播。在全球疫情蔓延早期,欧美很多国家迟迟不愿意采取这些措施,部分欧洲国家甚至寄望于牺牲一部分“心爱的人”以达到“群体免疫”的效果。随着疫情的蔓延,欧美国家终于行动起来,开始推动“社会隔离”,经济活动停摆也随之而来。中国最早发生疫情,也最早采取严格的隔离措施。在这些措施下,中国仅用较短时间就控制住了国内的疫情,然而经济上也遭受了巨大打击。

我们做经济预测是基于对近期经济运行机制的理解,基本上是线性外推,背后的假设是模型不变,在经济遇到巨大的外生性冲击时,这个假设就不合理了。中国1-2月的经济数据包括工业增加值、社会零售和投资等数据大幅低于预期,美国近期的初次申请失业人数大幅超出预期,都显示了机制变化带来的误差。我们看未来发展仍然面临超出常规的不确定性。

首先,冲击的源头,疫情的未来演变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我们可以假设三种情形。